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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黔風山骨》對話余未人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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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黔風山骨》對話余未人先生

 

 

采訪: 陳丹陽

 

·人物名片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余未人:貴州省文史研究館館員。

1942年5月生人,女。貴州省文聯原副主席,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原副主席。先后任《花溪》雜志副主編、貴陽市文聯副主席,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、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、中國口述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、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。出版小說作品《滴血青春》等5部;民族民間文化研究著作:《走進鼓樓——侗族南部社區文化口述史》、《親歷滄海桑田—草海生態及歷史文化變遷》《千年古風——岜沙苗寨紀事》《苗族銀飾》《苗疆圣地》、《多彩的貴州》《民間花雨》《民間游歷》《民間筆記》以及《我的百年家族記憶》等。另有民族民間文化方面的論文數十篇。策劃出版4套貴州民族民間文化叢書計四十余冊,八百萬字;主編《苗人的靈魂—臺江苗族文化空間》、《中國民間美術遺產普查集成·貴州卷》、執行主編苗族英雄史詩《亞魯王》、《亞魯王文論集》《亞魯王文論集(二)》等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余老師您好!日子過得很快,做您訪談和作品研討會的想法,在我心頭已經縈繞了很久,它的輪廓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模糊,反而更加清晰。這些日子里,想與您交流的東西由少而多,又由多而聚,凝成了交給您的這九個問題,我知道用九個問題來叩問您七十多年的人生和四十多年的寫作生涯,遠遠不夠,姑且以點帶面走近您吧。

 

余:想想你說起文史館計劃做我的作品研討時,已是三年前的事了。我當時出于本能不敢應承,自己實在是沒有多少東西值得讓學者們費心費神。一千多個日夜過去了,你們初意未改,恭敬不如從命吧。老冉冉已至,或許是可以做一做小結了。但真要鉆回個人歷史的隧道,卻并不輕松。對于個人的思想和行為,真正完全了解的只有自己,只是,人有時或許不想、不敢直面人生罷了。

我生活在各種運動的夾縫里——反右運動時,我上高一,沒有參與。“四清”運動時,我是大學生,下鄉去做工作隊員,自己不是清理對象。文革中當過“現反”,但時間不長,之后“逍遙”多年。知青下鄉時,我已經分配工作端上了“鐵飯碗”。我的性格屬于埋頭拉車而少有顧盼的那種。與我的長輩和一些朋友大起大落的人生相比,我走過的人生旅程稍顯平順、平庸、平淡。之所以如此,一是命運,二是性格所致吧。

沒有大苦大難,我比較隨遇而安。年少的時候我很少做過作家或別的什么家的夢。后來,因為讀了幼兒師范,失去了繼續學習理化課程的機會,但人生總不能沒有興趣和精神寄托,它需有一個安放之處,自然而然地就落到文學上來了。1969年以后,我供職于烏當區文化館,工作的大環境大氣氛把我歸為另類,沉悶壓抑;但自己編點兒小歌舞讓知青們排練下鄉演出,也從中找到許多樂趣。之后,我的職業從基層文化館到市文聯再到省文聯,所從事的工作都與自己文學藝術的愛好并行,特別幸運。試想,如果我是一名教師、一個醫生,或是成為一個權力部門的公務員,職業與愛好斗勁,孰勝孰負都有些難以自安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文學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想,年紀長了,夢想往往也就淡了,您也是在那樣的青蔥歲月與文學相遇的嗎?對于一個與文學相伴了一生的過來人,她給予您的有多少開懷與慰藉,多少思索與無奈?

 

余:經歷了文革的“文化沙漠”年代,我特別感受到文學書籍的可貴。1970年代初,我曾經悄悄讀過一位匿名的知青用鋼筆抄寫的大部頭《基督山恩仇記》;還有幾個年輕人則是每晚聚在一起,由一個人用耳機悄悄聽錄音帶后,晚上“現蒸熱賣”主講這部外國通俗小說的故事,他們如癡如醉。19785月,當重印的一批古今中外文學名著35種在新華書店開售時,我們曾經徹夜排隊購書,如饑似渴。

改革開放后,我當了《花溪》的小說編輯。我是先編輯小說而后才真正寫小說的。如果沒有當小說編輯,那我寫小說的年份也許還會推后些。從那時起,我的文學愛好與職業結合得相當緊密,就更與文學不離不棄了。文學讓我進入了一個特別紛繁的世界。文學是美好的,它牽動心靈,讓你總是在體驗細膩的情感和銘心的苦難,思索難忘的過去和前途未卜的將來。文學是沉重的,它占領了你的身心,讓你終日沉浸其間而不得自拔。“藝術不是對于現實世界的研究,而是對于理想真實的追求”(喬治·桑《摩沼·序》)不過,文學也有時委瑣而上不得臺面,其中也混雜著一些粗制濫造的、你不愿讓自己的子女去接觸的東西……想起來,世間沒有什么比文學更豐富、更紛紜復雜了。我感恩于文學的滋養,既有精英的、作家書寫的文學名著,也有民間的、只有口傳而不曾留下文字的古歌史詩。這些作品讓我即便長時間獨處,也從不感覺寂寞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我總覺得人生有許多節點是繞不過去的,好像不隨人意,是命運之手在翻云覆雨,您從文學編輯到作家再到民間文化學者,此時沉醉其中,彼時悄然淡出,看似同一領域,卻是深谷寬壑的跨度,這個跨越對于您是水到渠成,還是主動而為?

余:當時光流轉到九零年代,因為工作變動,我到省文聯分管了一個陌生的部門——貴州省民間文藝家協會。我過去認識其中的幾位少數民族老專家,只知道他們是辦《南風》雜志的編輯同行,卻不知道他們服務的這個大部門,孤陋寡聞。當年,他們廢寢忘食地做民間文學三套集成,即《中國民間故事集成·貴州卷》《中國歌謠集成·貴州卷》《中國諺語集成·貴州卷》。我去后,就仿佛一條小魚游進了大海,在波濤中翻卷逐浪,只覺得新鮮極了有趣極了。當時有兩部集成書稿正在編輯,那都是老專家們的成果。我該做些什么呢?首先,我為自己定下一條原則,決不在書籍的任何位置署名,得當好服務生,最緊迫的是為之籌集當年最短缺的經費。這是我的弱項,但只有硬著頭皮化緣,否則,專家們的成果就出不來。我進入民間文藝領域就是這么具體瑣屑,沒有一點兒詩意可言。后來,“民間文藝十套集成”歷時二十年得以出齊,被譽為我國的“文化長城”工程,其中也有民間文學的這三套。

在民間文學浩瀚的海洋中游弋,我被大海的磅礴氣勢徹底征服了。我想得更多的是,除了“集成”這項國家的硬任務之外,我們該做的事太多太多。我省文學藝術的各個方面在全國都排不上號,獨有民間文學蘊藏在全國是名列前茅,是當之無愧的“大省”。老一輩各民族專家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,跋山涉水搜集整理翻譯,內部鉛印了七十二集民間文學資料,是全國的唯一。我省如果沒有自己的民間文學選粹和理論研究,我們這些拿著薪俸做文化工作的人豈不是傳統文化的不肖子孫?愧對先祖。我們應當有自己的民間文學選粹和理論研究書籍,這是最基礎的工作。但如何能夠把浩如煙海的東西選粹編輯而正式出版?說起容易做起來很難。我想,我們的長項是有長年從事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翻譯的專業人才,這是最寶貴的。至于其他條件,似乎都還不具備。但如果不立即行動,永遠不會有條件;做起來呢,天無絕人之路,總能前行的。

當年民間文化的理論研究是我省的弱項,仿佛是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。那時我省高校、社科院等涌現了一批正待“立言”的青年學子,如何能讓他們進入這個領域,事關我省民間文藝學科今后的發展大計。于是,從1994年至2001年,我策劃了四套民間文學選粹和民間文化研究叢書,有數十人參加。1997年出版的《貴州民間文化研究》叢書一套十本,作者的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,如今都是成果斐然的教授、博導、碩導了。當年大家各自提出和認定選題,互相切磋,直抒己見,有一種虔誠而溫暖的學術氛圍,至今讓人懷想。四套叢書計八百萬字,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和中國文聯出版社的支持下正式出版,四套叢書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,也鍛煉了一支有實力的民間文化研究隊伍。

九零年代我發表了最后一個中篇小說《穿越文明》,用的是彝族傳統文化題材。之后就不知不覺地轉行到民間文化領域來了。我的個人著作也轉向了民間文化研究,再也沒寫過小說了。想起來不無遺憾,但我不是那種才藝壓身的強者,我自知能力非常有限,沒法做到二者兼顧,只有舍魚而取熊掌也。我經歷了兩次文學藝術領域內的小轉行,第一次是由小說編輯轉為自己也寫點小說,第二次則是由分管民協工作而轉入了自己也做點民間文化研究。第一次還是二者兼顧的,因為編輯是職業。第二次更徹底些,我走進田野去作調查,以田野調查來豐富書齋研究的知識,并作出自己的思考。回頭看,我發現自己像一顆不太擇地的小種子,有了基本生存條件,就順其自然地生長起來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說實話,我挺羨慕您,周圍的人都愛說工作和愛好是兩碼事,沒辦法統一起來,但好像您沒有這方面的糾結,您的工作似乎就是您一生所愛,這樣的心緒是怎樣煉成的?

 

余:工作和個人愛好畢竟是兩回事。能夠把前者轉化為后者,是個人的性格所致。我不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,對一些事情要求不高,比如雜亂些兒、粗心點兒等都能夠接受;但最不能容忍的,就是工作上的不入門不專業不認真,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專業工作不是天馬行空的想象。如果自己不懂專業,勢必占著位子瞎想胡說,貽害無窮、留下笑柄。我得一點點學習,一步步入門。民間文化領域內可學的東西太多了,一個歌師一個戲師就是一個大學問家,一個繡娘一個工匠就是一個大美術家。跟他們接觸,也許開始有些困難,人家不一定歡迎你;但日子長一點,這種交往會變得特別輕松愉快純凈。也是他們引領著我,一步步在民間文化的海洋中沉浮搏浪。中外學者們的人類學理論著作,是這個行道的理論根基之一,這方面的學習,讓我眼界大開,問題日多,思慮日多。有的翻譯著作文字詰屈聱牙,像在迷宮里轉,越轉越糊涂,所以有時難免疑心,著作人與讀者究竟是更明白了,還是更糊涂了。生活與學術,仿佛都是一個個的螺旋,生命不息,回旋不停啊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發掘貴州民族民間文化,是您這些年一直在致力的事情,其中到偏遠山鄉的田野調查特別艱苦,就拿您調查錫繡技藝時去的黔東南劍河展留村來說,當時不通公路,從縣道下車后還要跋山涉水,雨后泥濘坡陡路滑。不僅如此,您在退休以后還在繼續著這些“吃苦”的活,動力何來?

 

余:我真正進入民間文化的自由王國,是在二十一世紀之初,我從省文聯退休前后。2002年2月,我參加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先生主持的“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研討會”。馮先生作了語調沉重又激情洋溢的主題發言,并發起全國百名專家簽名的《搶救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呼吁書》。這是一份莊嚴的宣示。

與會者平日里在田野上奔走,眼見一些數千年文明的遺存迅疾消失,流行文化強勢涌入農村,青壯年大批外出打工,傳統民俗無人傳承而只剩下軀殼……山寨村落的實景一一在眼前回閃,令人揪心。

那時候城市里忙著“大拆大建”,一條條古街迅疾消失代之以摩天高樓,觸目皆新,誰識當年舊主人?“文化搭臺,經濟唱戲”的時尚之風刮遍神州大地。政府部門深陷其中,有的充當了始作俑者,更沒把“民間文化遺產搶救”(簡稱“搶救工程”)提上工作日程。

知識的積累讓人能夠先知先覺,目光敏銳。與會者一個個仿佛開了天眼,學者們把書齋中的思慮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層級,杳然天界高。可是,僅靠“坐而論道”是徒勞的。“搶救工程”猶如一團亂麻千頭萬緒,我們不理,誰來理呢?我們不做,誰來做呢?簽下了這樣一份宣言,就不能輕言退路了。

與會專家誓言要對神州大地的民間文化如同1964年的巴黎那樣,“大到教堂,小到湯匙”進行一次“地毯式搜尋”。可以說,在維護民間傳統文化方面,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!心跳血熱,專家們多少年沒有過如此激昂亢奮的時辰了!會上一道道閃電般激發心智的瑞光,讓人刻骨銘心終身難忘。

回想自己幾十年的工作,會議如流水,大多散了就忘了。唯有這個會,讓我銘記,讓我思索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很難想象,您在退休之后組織完成了貴州省民間美術遺產普查,主編了《中國民間美術遺產普查集成》全國示范卷《貴州卷》(上下冊);主持了苗族英雄史詩《亞魯王》的搶救出版工作,它獲得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“山花獎”。這兩項工作意義重大。退休后您還做了些什么?

 

參加“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研討會”時,我正要從單位退休,日后,大把的時間就是自我做主了,這是我參加工作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自由。于是我心中決意,就在這邊遠的、民族民間文化蘊藏最為豐富的貴州,為即將鋪開的“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”做一點兒什么。

在閱讀、思考和田野中,緊迫的搶救任務一樁樁涌來。尋找切入點頗費思量。退休后至今的十多個寒暑,由馮先生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發起,在省文化廳及非遺中心、省文聯的大力支持下,我主要從事了以下具體工作:一是2005年至2007年,組織一百八十人的隊伍,完成了貴州省民間美術遺產普查,出版了《中國民間美術遺產普查集成·貴州卷》(上下冊),馮驥才總主編、我任貴州卷主編;二是2009年起,投入了《亞魯王》史詩搶救保護工作,紫云縣麻山尚有1778名《亞魯王》歌師。我執行主編了苗族英雄史詩《亞魯王》和《亞魯王文論集》(一)(二);三是去到了貴州的六十多個村落做田野工作、為報刊撰寫專欄,并寫作出版了數本有關民間文化的個人著作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貴州省文史館最近推出了您的新作《我的百年家族記憶》,它的風格、內容完全不同于您之前的所有著作。它看似是個人的,私密的,卻充滿大時代的波詭云譎。我知道,單靠記憶寫作是無法跨越百年時間長河的,所以寫就這本書并不容易,您寫作的初衷是什么?哪些東西是你最想與讀者分享的?如果,一個有文字基礎而沒有寫作經驗的老人想書寫一下自己的人生,或者也想和您一樣追憶家族過往,您可以說一下自己的經驗嗎?

余:也是到了不須上班應卯,可以隨心支配光陰的時候,我突然悟到,自己多年來由“深入生活”而“田野作業”,讓那些遙遠的、獨特的生活進入我的視野,看起來文學的、學術的視角似乎伸得很遠了。但我獨獨忽略了自己,我從哪里來?我怎么沒像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一樣,也理出自己的根脈呢?面對家族先輩們的六百多張老照片,最早的是我祖父1912年的照片,我決定花大力氣來考證和寫作一本關于家族歷史的書。初心是為了紀念父母誕辰一百周年而寫,書名為《百年的難忘瞬間——我的家族記憶》。它用了三年的時間寫成。出于趕一百周年這個時間點,我沒有找出版社,而是自己印刷了給家人和朋友分享。沒想到,它在親友圈中激起了非常大的反響。后來,貴州省文史館將其納入了“文化老人叢書”予以出版,我做了修訂,并更名為《我的百年家族記憶》。

還原一個家族的百年記憶,最令我著迷的,是那些今人沒有的經歷和細節。比如我外曾祖父滕經,他從京城翰林院是怎么到黃土高原去履職的呢?滕經親歷過的、口傳的情形是這樣:這是掣簽決定的。掣簽儀式是決定高層官員仕途的,所以十分莊重。掣簽儀式每個月初都會在天安門東面的華表前舉行。華表前置一公案,公案上的竹筒里放置竹簽,簽上寫有各省的省名。儀式由吏部一名侍郎主持,還有監察御史監督。滕經向天安門一跪三叩首,然后掣簽。旁觀者只覺得是一場游戲,而當事者卻是誠惶誠恐地占卜自己的未來命運。而具體情形,就還得查證許多資料。比如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·不下帶編》中記錄了當時流傳的口訣:“時運通,掣二東(山東、廣東);通又通,掣廣東。時運低,掣四西(陜西、山西、江西、廣西);低又低,掣廣西。”不查資料,就不可能獲得如此鮮活的佐證。查了,又還想了解更多——掣簽的官員都需成為外官。因位少而官多,有人曾經候補十數年才得以掣簽。滕經能夠從蓮荷鄉間一步步走到此處,成為掣簽者中的一員,實屬不易。他抽到的是“四西”中的頭籌陜西,雖為“時運低”,倒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

困頓的是時間已經流逝百余年,再怎么深入了解,都難免浮淺。就以掣簽儀式來說,這個貌似公平的掣簽,其實是明清兩代歷史上延續下來的一件游戲政治的荒唐盛典。滕經對此怎么想?抽到山東、廣東的,和抽到廣西的又有何表現?其中是否還有變通?是否有詐?這些都無從得知了。如果寫小說,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;而我不是寫小說,也就不能虛構。

小說要有獨特的想象,即使最現實主義的小說,也必須想象到位。學術著作,則是從現象中提煉出觀點、論據,它是邏輯的、抽象的。而我寫此書是追求真實,情節和細節都要真實,容不得想象,但又要讓它可讀好讀不乏味,所以挺難落筆的。

我也看過一點別的老人的回憶錄稿件,我覺得,其成功與否的關鍵是有沒有對真實細節的獨特挖掘和描寫,如果沒有這個,只寫了一些粗線條的東西,讀來就索然無味了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您今年已經七十有四,思維依然活躍,筆耕不輟,身體狀態也非常好,還和年輕人一樣用微信,用淘寶,這樣的狀態,讓好多年輕人都仰慕不已。在這樣的年齡段,您覺得最重要和最值得關注的是什么?下一步有何打算?

余:在什么年齡段做什么事,這是我堅守的信條。退休以后,我是以身體健康為第一選擇。沒有健康這個前提,一事無成。做自己喜歡的事,就是維系身體健康的一大支柱。民間文化保護、讀書寫作和旅游,都是我喜歡的事。我算是一個比較投入的人,只要做了,就不愿馬虎。玩玩耍耍中增長見識享受樂趣,特別有意思。

這里想說說旅游。從退休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起,我每年都會去境外旅游1-2次,迄今游歷了三十多個國家。旅游可以看到許多養眼的風光,但我更感興趣的還不是美景。因為奇山秀水靚麗風光,我們可以看視頻,足不出戶就飽享眼福;而要了解當地人怎么生活、所思所想,是更引人、更有意思的。我的旅行從美國開始。我曾經在三年中三次去美國,一共三個月,美國那些萬花筒一般的林林總總讓人時而回味。不知不覺中,又會以國人的眼光來觀照之。時間稍長些,就能拂去表皮,看到一點兒本真。去偽存真是我旅行的追求,也是旅行的一大樂事。

在旅行中讓我震撼并多次留住腳步的,是有著燦爛歷史的歐洲。行走于歐洲大地,仿佛在歷史的隧道中游弋,一次次穿梭流連忘返。我將腦子里僅有的一點兒歐洲文學、歷史知識搜索殆盡,還是飄飄浮浮落不了地。那些有歷史縱深的國度,不在于平面的五彩斑斕,它厚實的質感讓人反復觸摸而思索不透。歐洲文化遺產的原樣保存,給后人留下了極好的范例,古老而獨特的神韻讓人可意會而難以言傳,這是旅行的魅力。

文學藝術與旅行更是難解難分——從我故鄉浩瀚的苗族英雄史詩《亞魯王》,到英國充滿爭議的唯美主義的倡導者、作家、詩人、戲劇家兼“同性戀者”王爾德,其間遙不可及的距離瞬間融合到我的腦海中,它讓我結識了那么多的大師和小人物,那么多異彩紛呈的異域生活,讓我平淡的日子滋味無窮。除了文學藝術,哪里去尋這樣的樂趣?其實,這種實地尋覓也是我屢屢登程的原動力。

十余年間,我在各地游歷,沒有目標也沒有壓力,寫作成為隨心漫步,偶爾撿拾一塊石頭,一枚貝殼,一只小甲蟲,滿心愉悅,不論走到哪個天涯海角,看到何種精靈古怪,總忍不住在小本上涂鴉而自我陶醉。寫作與我,是一種無解的因緣。

可以說,旅游讓我開了眼界,“求天下奇聞壯觀,以知天地之廣大”。旅行中用華夏文化的透鏡,去探望歐洲的古老文明以及美國的現代文明,再回觀華夏文脈。邊游邊思邊書,人生大樂也。這十多年的旅游,我寫下了二十余萬字,書名為《悅游漫記——從亞魯王到卡夫卡》,如無意外,大約今年內能夠出版。

說到下一步的打算,我覺得自己比較被動。我想玩一玩,看看書,寫寫自己有興趣的東西,甚至學畫畫,但在時間上也不一定做得了自己的主。《亞魯王》史詩的第二部,經過紫云縣亞魯王研究中心十多位朋友五年的努力,三萬多行的史詩已經成型。中心主任楊正江告訴我,大約今年七月就能翻譯完成,七月底要把書稿交給我審定。這事我既興奮又畏懼。興奮的是他們終于完稿了,畏懼的是工作量太大了。記得中華書局版的《亞魯王》史詩第一部10819行,2011年審定時,我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每天做十多個小時才完成。這次的文字量是第一部的三倍,那么,沒有半年的全身心投入是做不完的。楊正江安慰我,說經過幾年的打磨,他自己的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,他一定認真做,爭取讓我少費點勁。這我完全相信,但我的年齡比當年又長了五歲,精力也是在走下坡路啊。不過,事情沒有退路了,只有應承。

 

《黔風山骨》:您是貴州文史館很稀有的女性館員,對文史館這個有些特殊的政府機構自然有很多與男性不同的觀察。您的親人與文史館的淵源也讓我覺得確有緣分之說,能談談您眼中的文史館嗎?

 

余:女館員少,自然少了些斑斕的色彩,希望女性隊伍能夠壯大,也多些聊天的伴。從女性的角度來看文史館,我只覺得老者們學識淵博,讓人景仰。但抽煙喝酒的較多,對身體有害無益,最好同仁們能夠戒煙限酒,健康長壽。文史館不是體力活兒,男女差別不太大;而在下鄉做田野的時候,女性也許更方便與農村婦女接觸,傾心交談。

文史館是一個能夠讓人心生暖意的地方。我外祖父江鐵,民國時期供職于商務印書館等,解放后受聘為上海文史館任館員直至八十多歲去世。他民國時代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出版了《綜合英漢大辭典》,這部辭典參考了多部英文、日文辭典而編成,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一版,以后多次再版。它是當時中國出版的第二部英漢大辭典,也是最好的一部。解放后上海文史館每月給他發放津貼,環境相對寬松,他又開始編輯《綜合日漢大詞典》。就在文革專案組經常光顧家中調查、訓斥、責難他的年月,只要來人一走,外公又伏案忘情編寫那永無出版之日的《綜合日漢大辭典》,實在是到了忘我的境地。那堆有兩尺厚的、字體微小的書稿,能夠給他在漫漫長夜中帶來點點星光,那是他人生的最后樂趣。他對上海文史館懷一份感激之情,因為那是他解放后得以安身立命之地。我們這一代人當然幸運得多,七老八十,還可以在文史館這個平臺上延續自己感興趣的研究,挺好。

《黔風山骨》:謝謝余老師,言猶未盡,受益匪淺。

 

訪談手記:

對余未人老師的訪談,是今年《山骨》的工作計劃,也是我自己特別關注的事。一方面,是為了完成我的工作;另一方面,還存著小小的私心和好奇。我知道文史館館員中,女館員很是寥寥,要登頂這個高大上的平臺,那種巾幗不讓須眉的實力擔當從哪里來?我試圖通過對余老師的訪談,在一個年過七旬的女性身上找尋一種生命的軌跡,找到它根由,解析它的過程,見證它果實的豐滿,私心里,也滿足我見賢思齊的妄念!

我向余老師討要了她的一堆著述,試圖用一種短平快的辦法提出問題,解決問題,完成我的訪談。然而直到這篇訪問完成,余老師的書我還只讀了一部分。我從與余老師交流的字里行間,每每感到興奮、感到余音未了。工作算是完成了,然而我對余老師的解讀好像才開始。

一個頗有些文藝女青年色調的女編輯,一個書齋里的文學創作者,走向民間,找到了接地氣的存在,并深深地沉下去。在可以頤養天年的時候“為難”自己,說到關注我們腳下的土地,說到文史館員的責任擔當。余未人先生,值得我們真誠地點上一個大大的贊!

因為這篇訪談和為余老師策劃“貴州情懷——個人和一片土地”研討會,我和余老師有過很多次面談、通話和郵件交流。對余老師的認識也從作品的層面到了人的層面,漸漸明白余老師在文史館員這個平臺上,還得到很多男性館員首肯和褒獎的原因。

余老師很忙,如今她已踏訪了三十多個國家,而旅途中的余老師也找到了一種隨心隨性的存在。每每和她通話,電話那邊傳來的不是七旬老人的氣息,而像是一個風華正好的旅人。即將出版的《悅游漫記——從亞魯王到卡夫卡》會讓我們窺見一斑。

熱愛與堅持,單純而深厚,同為女性,我從余老師身上,更看見了事業的營養,生命的美好!

祝福您,余老師!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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