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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于江南與貴州文化景觀的一些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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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,上海正在重新認識江南,打造江南文化品牌。“江南”自古以來,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,而更是一個文化生命的概念。王陽明走向江南之江南,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。南方的司馬相如、蘇東坡、鄭珍、莫友芝也走出去了。只有走出去,才有精彩的東西表現出來。很多人都往更遠的南方走。作為人文淵藪,歷史上的江南不斷將其蘊蓄豐美的生命能量,向其他地區輻射,而其他地區被江南文化影響之后,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發出別樣的光輝,反過來影響江南文化,所以,研究江南文化與其他地區文化之間的因緣互動,是貴州文化向外取得聯系、擴大自身文化品牌的一個新契機。

在此過程中,有三個關鍵詞。第一是“人能弘道”。從歷史上看,移民、政府所派官員以及遷客謫官等人在文化傳播中起到很大作用。如所周知,陽明留居貴州雖僅三年,然而在此期間講學授徒,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與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從,影響至為深遠。作為一代大儒兼詩人,陽明先生對黔貴文化的影響,不僅在于倡導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學,化民成俗,改善民風,也體現于對詩書文明的傳播。黔地詩人名家輩出,實自陽明來黔之后。中國文化是人文文化,人在文的前面,人能弘道。人可以化成天下,陽明之于黔貴,正如文翁之于四川、韓愈之于潮州、蘇軾之于海南的文化影響。而陽明一生中至為關鍵的“龍場悟道”,則與他在黔貴特殊環境中動心忍性的磨礪有直接關系。
陽明居黔時寫有大量詩歌及文章,陽明之后,黔貴之山川風物、史跡軼聞等也曾引來不少客籍此地之其他江南人士的關注與吟詠。如徐宏祖(《黔游日記》)和陳鼎(《黔游記》)都曾在其山水游記中描摹黔地山川之奇麗;吳振棫在其《黔語》中多載黔地人文故實;查慎行、趙翼、洪亮吉等人更寫有大量黔中詩,其中不乏膾炙人口之作。這些江南人的作品由黔貴之山川人文所引發,反過來又豐富了黔貴文化。
第二個關鍵詞是孔子說的“詩可以群”。也就是今天說的“口碑評價”與傳播效應。黔貴與江南的文化互動還體現于兩地士人的交游、介紹以及作品的閱讀品評之中。受山川修阻等因素影響,黔地作品流播范圍有限,雖有佳作亦往往湮沒無聞。而一旦因某些機緣得到江南名士的關注與激賞,則聲望倍增。如謝三秀與湯顯祖、王穉登及李維楨;楊龍友與董其昌、陳子龍、吳梅村;朱彝尊與宋昂、宋昱;孔尚任與吳中蕃;袁枚與劉啟秀;鄭珍與梁啟超等近代人。以及師承如鄭珍、莫與儔與阮元、洪亮吉、程恩澤等。
    第三個關鍵詞是“時代震蕩”。就像地震產生地震波,某些重大的時代變革往往更促進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動。第一次震動發生在明清易代之時,中原及江南一并淪陷之后,使得滇黔邊徼之地成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,一時黔中士人與江南士人萃集一地,互動頻繁。待明社既屋之后,諸人為全志節或隱居不仕,或遁入空門,心系故國、志圖恢復者不得已則逃禪方外,逃禪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國而有憂世之思。第二次世變發生在清末民初,清亡之后,一些遺民避地海上,黔籍文士陳夔龍、胡嗣瑗等人與海上遺民群體交游唱和,也寫有不少反映時代變革與士人心態的作品。第三次世變發生在抗戰時期。貴州作為大后方,接納了不少來自江南的文士和學者。浙江大學遷往遵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陳垣先生于1937年撰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一書,表彰萬歷以后,佛門宗風復振,江南為盛,西南被其波動;江南僧徒長于開辟,有功于滇黔拓殖,尤為重要者,明季中原淪陷,滇黔猶保冠帶之俗,成為避地之所。陳寅恪先生為之作序:點明了江南以一代人物、宗教文化開拓華夏新境,居于邊緣,而悄然發力,后發成優勢,變邊疆而為中心,化宗教而為政治的重大貢獻。

除了詩歌文學,更廣義的江南文化,對黔貴的影響還有待于深入發掘。譬如,清水江邊上的麻江縣的古老民居,非常精致,宛然江南的古鎮,又有一種樸厚的意味,是徽州的商人,不斷移民,孜孜矻矻,將徽州民居文化搬來的結晶,一草一木,一磚一瓦,都能見到江南的模樣。今年遵義的明人屯堡獲得了物質文化遺產的稱號,是又一個不能磨滅的集體記憶。移民文化帶來的物質與生活方式的影響,大有可以挖掘的富礦。江南文化向西南的延伸以及西南對江南文化反饋,正是這樣一個流動變化的過程。

今天我們重新發掘這樣的文化脈絡,有助于當代貴州與當今中國最有活力的長三角地區,在建立新文化紐帶的過程中,發揮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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